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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去美元化”议题持续升温。部分观察者将外国投资者减持美国国债视为美元全球储备地位衰落的信号，甚至预言美元崩溃。然而，结合国际收支平衡、特里芬困境及全球储备货币“诅咒”视角分析，这一资本流入减少现象，反而可能成为美国经济数十年来最积极的结构性调整契机。
截至2025年10月，美国财政部TIC数据显示，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量约为9.24万亿美元，较此前高峰期有所回落。其中，私人投资者多通过开曼群岛等离岸中心持有，而官方机构在特定月份出现净卖出。例如，2025年10月整体外国净收购长期证券资产流出37.3亿美元，官方机构贡献显著。该数据与提及的“61亿美元抛售”可能为累计或特定周期统计，但整体趋势清晰：外国持仓占比由2012年峰值34%降至当前约25%-30%。
美国长期运行巨额贸易赤字是此现象的核心动因。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收窄至2513亿美元，年化规模约1万亿美元，主要由货物贸易逆差主导（服务贸易保持顺差）。根据国际收支会计恒等式，经常账户赤字必须由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予以平衡。这意味着美国每年需吸引相当于赤字规模的外国资本流入，主要形式包括购买美债、股票、企业债等美元资产。
美元指数（DXY）虽常被用作衡量美元强弱的指标，但仅反映其对一篮子主要货币的汇率，并未体现对实物资产如黄金的购买力变化。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对黄金大幅贬值，黄金价格相对美元飙升。这表明美元实际购买力持续下滑。尽管DXY曾在2023年达到约105的高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购买力平价（PPP）评估显示，截至2025年初，美元仍存在10%-20%的高估幅度，远超1985年广场协议前水平。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带来“非弹性需求”——外国央行与投资者不愿持有无息现金，偏好利息收益资产如美国国债。这迫使美国维持财政赤字以发行更多债务满足外部需求，形成“全球储备货币诅咒”。正如特里芬困境所揭示：一国货币若承担全球流动性供给职能，必须通过贸易赤字输出美元，但长期赤字会削弱本国信心并引发失衡。
美元高估直接削弱美国出口竞争力，导致制造业外迁。自1982年起，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产业转移至中国等低成本国家（其货币在PPP基础上严重低估，使出口更具价格优势）。这一过程造成中产阶级就业岗位流失，1950至1970年代制造业繁荣不再重现。同时，外国资本大量流入金融资产，推高股市与债市泡沫。标普500指数相对于GDP比例自1980年代起显著上升，政府债务/GDP从35%升至119%。外国净买入美国股票达数万亿美元，主要受益者为顶层1%人群，其财富增速远超GDP，加剧贫富差距。
全球化与移民增加进一步扩大劳动力供给，压制工资增长。尽管美国名义GDP年均增长2%-4%，但平均时薪增长滞后，形成典型的“K型经济”：金融资产与顶级财富快速膨胀，普通劳动者收入停滞。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为GDP的-95%，创历史纪录。这意味着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主权——若外国大规模抛售美债，将推高收益率，迫使政策让步（如早期关税调整）。
若外国减持美债导致资本账户逆差或顺差缩小，将逐步平衡经常账户，促使美元贬值至更接近购买力平价的合理水平。这并非美元“死亡”，而是向公平估值回归。历史可资借鉴：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指数（DXY）贬值46%，美国出口竞争力恢复，制造业部分复兴。若类似“马阿拉歌协议”发生，未来DXY或下行至50-70区间。
美元适度贬值将提升出口竞争力，缩小贸易赤字，促进制造业回流，创造中产阶层就业岗位。产业重振有望带动工资增长，缓解贫富差距。同时，减少对外部资本依赖，增强国家安全——当前90%国防部件依赖对手国供应链，稀土、半导体、药品等关键领域亦面临类似风险。去美元化虽短期可能推高收益率，但长期有助于摆脱过度金融化的陷阱，实现可持续增长。
这一结构性转变不会一蹴而就。短期内，外国抛售可能引发市场波动，如2025年某些月份收益率上升。但从系统性角度看，这可能是美国摆脱储备货币诅咒、重返实体经济主导的转折点。BRICS国家推动本币贸易、央行增持黄金等趋势正加速这一进程，但美元霸权短期难以撼动。关键在于美国能否顺势推动再工业化政策，如通过关税保护本土产业，将潜在“炸弹”转化为发展机遇。
悲观者视抛售为美元危机信号，担忧恶性通胀或债务违约；乐观者则认为这是必要矫正，类比广场协议后的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流机构已承认美元存在高估问题，主张渐进调整。标准渣打银行等机构亦警告，去美元化“真实但缓慢”，不会骤然瓦解美元地位。综合证据表明，外国减持美债并非经济末日，反而是纠正数十年失衡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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